时间：2016年3月26日8:00—12:30
地点：广州天河粤海喜来登酒店 7F 钻石厅
会议主席：龙浩
出席人员：中山大学肺癌研究所多学科团队，四川省肿瘤医院胸外科团队，河北省肿瘤医院多学科团队，云南省肿瘤医院肺癌多学科团队，山西省肿瘤医院以及各个省份地区各大医院内外科、放疗科、病理科的各位专家共计40余人。
 
会议议程：
08:00-08:10 签到
08:10-08:20 开场致辞   龙浩、李高峰、李强、刘俊峰、孙诠08:20-08:40 靶向药物治疗NSCLC概览      李高峰                
病例讨论 一：
08:40-08:50 病例报告       杨寒
08:50-09:20讨论      夏良平、林勇斌、林素暇、樊卫、刘慧、黄金华、陈凯
09:20-09:40 淋巴上皮瘤样癌的诊治    梁颖
                                      嘉宾点评：李强团队、刘俊峰团队
病例讨论 二：
09:40-09:50 病例报告                                          周文杰
09:50-10:30 讨论
10:30-11:00 胸外科围手术期ARDS                              司徒冬荣
11:00-11:10 嘉宾点评                       陈娟、李高峰团队、孙诠团队
11:10-12:00 情绪与压力管理                                     诸任之
12:00-12:30 总结与讨论                                           全体
会议记录：
 
开场致辞（龙浩）：肺部恶性疾病仍为全球患者和外科医生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本次胸外科临床卓越中心联席会议（Thoracic Surgery COE Joint Meeting Project）将聚焦肺部疾病,尤其是复杂性肺部肿瘤的诊断与治疗，以及肺癌相关的围手术期管理两方面来展开。通过本次会议，期待五省市的各大兄弟医院能够相互交流，相互促进，探讨新的治疗方式以及对复杂并发症和肿瘤的诊治方法，分享彼此的临床经验，促进胸外科的整体发展和进步。

一、 靶向药物治疗NSCLC概览
 
  　李高峰教授(云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教授)：通过提出目前肿瘤治疗已进入“精准医学时代”而回顾对比了既往传统的组织病理分型指导下的传统化疗所面对的如只有少数患者(<25%)能从中受益，且副作用巨大的问题，到现在的以分子分型指导下的精准治疗时代中多数患者能从中受益(>60%)，且副作用轻的肿瘤治疗模式的演变。既往以化疗为主体的时代，晚期NSCLC患者中位生存期8-10m，到新的EGFR-TKI治疗时代，患者的OS极大的提高到了20m，而九项关键的随机研究如IPASS、WJTOG 3405等更加尊定了EGFR-TKI在EGFR突变阳性患者中的一线治疗地位，随着肿瘤患者生存期的延长，耐药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因此如何正确合适的处理耐药患者，应当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目前NCCN指南2015版本推荐EGFR突变获得性耐药的治疗策略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方向（局部治疗，放疗，手术、继续TKI±化疗、化疗±贝伐珠单抗、新药），而对于EGFR野生人群，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NSCLC也获得了巨大的突破，有研究证实了该类患者可以从贝伐珠单抗治疗中获得显著的OS改善。从最早的根据组织学类型指导治疗，到目前根据驱动基因指导治疗，越来越多的驱动基因被发现，最新的研究指出EGFR TKI获得性耐药可能超过一半的耐药与T790M突变有关，因此晚期NSCLC已经进入个体化治疗时代。新版指南更加推荐患者行基因检测，有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一线推荐相应靶向药物治疗，而对于突变未知或野生型的患者在靶向治疗迅速发展的时代，Avastin+化疗的治疗手段也作为一线而被推荐。

二、 病例讨论（一） ：
 
  　杨寒（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胸外科）：通过详细介绍了一病例2013年04月19日就被诊断为出淋巴上皮瘤样癌，并伴有T11椎体骨质破坏伴骨转移 cT3N2M1b Ⅳ期（EGFR 野生型）的患者。在2013-05-09至2013-07-10行AP（培美曲塞+卡铂）方案化疗4程后病灶本身及转移灶稳定，之后2013-08-12入组B015(Alimta维持)临床试验至2014-12-08间断行培美曲塞单药维持，直到2015-01-07 CT检查提示患者疾病发生进展，到2015-02-05至2015-12-28行Avastin+Abraxane方案化疗6程后至今病情再度稳定。对于这样一个被诊断为淋巴上皮瘤样癌且早期出现明显骨转移但是治疗成功的病人，我们希望通过多学科讨论来解答以下问题：1、淋巴上皮瘤样癌的疾病进展与病理类型是否与传统的非小细胞肺癌有所区别？2、是否应该在病情稳定后对原发病灶进行切除或局部处理3、是否有更加合适的化疗方案4、如果病人病情再度进展，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如何选择？
讨论：
 
  　林素暇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病理科教授）：淋巴上皮瘤祥癌病理学上通常表现为低分化或分化较差的癌，且与鼻咽癌相似。目前临床上要通过组织学上来将低鳞癌或者淋巴上皮瘤样癌鉴别开来是较为困难的，鉴别时要结合患者的临床病史，以及E-BUR检测EB病毒感染的情况，综合考虑后方能得出结论。若患者被诊断为低分化鳞癌，但是病理不完全符合鳞状细胞癌的特点，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通常会进行重新染色，再评估分型，因为就目前的临床经验来说，淋巴上皮瘤样癌与低分化鳞癌的预后差异很大，下此诊断时要更加慎重。在这样一个诊断为淋巴上皮瘤样癌，且很早出现骨转移但病情稳定的患者，我们可以看到淋巴上皮瘤样癌是有它的特殊性。此类肿瘤和其他类型的NSCLC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对于这样一个病人，我们在病例中可以看到病人在行四程AP（培美曲塞+卡铂）方案后病灶已经稳定，而之后进行了相当长时间培美曲塞单药维持，说明此类肿瘤对化疗的反应性较好，可能也与它所特有的病理类型相关。对于此类特殊肿瘤，目前国际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治疗方案。 

 　刘俊峰教授（河北省肿瘤医院教授）：对于淋巴上皮瘤样癌，我们地区既往遇到的例数较少，而就目前过国内的发病来说，较多集中于华南地区而河北地区少见，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此类肿瘤也许与鼻咽癌有关。而在既往遇到这样的病人中，我们提倡以外科治疗为主，且就目前的临床经验来看，此类病人确实要比一般的腺癌患者的预后要好。这个病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单药维持，也许在疾病稳定后，早点采取局部治疗手段干预，对整个疾病的控制是有好处的。对于早期出现骨转移来说，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证实是否是骨转移。因为没有相关病理证据，这可能与患者的疾病进展缓慢有关，此时如果请骨科会诊，在取得椎体的病理同时可对椎体进行骨水泥加固，这时也许会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及诊断有较大的帮助。

  　刘风铃教授（河北省肿瘤医院内科教授）：既往我们遇到过此类病人，对于淋巴上皮瘤样癌来说我们既往更加倾向于将它分类为大细胞癌的一个亚型，然而此分型较为模糊，并没有明确的病理学标准，它与腺癌及鳞癌的组织学病理类型均有较大的不同。对于如此长时间的培美曲塞单药维持，我们也同样是抱有疑问的，此时也许换用贝伐单抗+白蛋白紫杉醇进行治疗可使病人获益，虽然病人的EGFR结果为阴性，如果疾病再出现进展，在没有合适的药物情况下，也许阿法替尼会是一个好的选择。由于此类患者的病理分型更加倾向于鳞癌，也许吉西他滨等传统的鳞癌化疗药物对患者的获益更大？
 
　　李娟（四川省肿瘤医院胸科教授）：约10年前，四川省肿瘤医院曾经收治过一个同样诊断为淋巴上皮瘤样癌的患者，他在早期进行了手术切除病灶，之后很快出现了肋骨转移，然而疾病发展较为缓慢，经过多线化疗后疾病倾向于SD。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觉得他的局部转移灶较为稳定，全身播散少见，治疗时我们更加倾向于以非鳞治疗为主，由于病灶往往进展缓慢，所以患者生活质量较好。病例分享中提到了病人在诊断时病灶集中在肺部，而他在手术中只进行了单个卫星病灶的切除，此时是否应该考虑进行完整病灶切除？

　　龙浩教授（中山大学肺癌研究所所长）：由于患者诊断时肺门和纵膈淋巴结明显肿大,考虑已经有潜在转移，故而当时的手术以活检为主，且由于肿物位置的特殊性，较难进行单纯的楔形切除，如果要进行病灶处理，则一定至少是一个肺叶手术。在经过与患者的沟通，同时患者也表达了自己的要求后,综合考虑手术目的以取到病理标本为主要。而对于这样一个病人，局部控制手段除了手术以外，是否放疗也可以介入，对淋巴上皮瘤样癌来说，放疗反应情况如何，何时使用，用何种方案也是需要有所考虑的。

　　夏良平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综合科主任）：对于淋巴上皮瘤样癌来说，我们既往的临床经验认为这样的病人一般进展缓慢，疾病情况良好。就目前已经经过诊治的病人来说，此种肿瘤的发生确实与EB病毒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而病理上，这类肿瘤更多的独立于腺癌和鳞癌，而过去在没有明确指导的情况下，我们按照腺癌进行处理，但现在也许更加倾向于以鳞癌治疗为主。在药物的使用方面，无论是副作用和药物反应，奈达铂均优于顺铂，而对于EGFR野生型的病人来说，如果要考虑使用靶向药物,阿法替尼的反应会优于厄洛替尼。说到局部治疗的问题，此时我认为一个较为恰当的全身评估是合适的，病例中提到的病人在合适的时机进行一个PET/CT检查，观察转移灶是否有代谢异常，评估椎体肿瘤的位置，破坏程度都是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而局部放射治疗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也要建立在一个良好的局部病灶以及全身转移的评估基础上来进行。
 
　　梁颖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教授）：在总结了既往文献和我们中心近几年发表在CANCER等重要杂志上的相关文章后我们认为淋巴上皮瘤样癌就组织学来说与鼻咽癌未分化癌尤其是泡状细胞癌是非常相似的。流行病学方面东亚人群中的发病率高于西方人，男女无差异，中位发病年龄为48y。在大部分的文献中认为肿瘤的发病与EB病毒相关，然而也有个别报道认为根据人体不同的部位，淋巴上皮瘤样癌的发病与EB病毒无明显相关性，在亚洲地区所报道到的淋巴上皮瘤样癌与EB病毒强相关。WHO会议上曾经对此类肿瘤病理分型上曾经有所争议，在2015年最新的分型中将其从大细胞癌中重新分到了其他和不能分类这一组中。目前的病例报道以东南亚地区、大陆、香港、台湾为主。根据既往文献分析以及我们中心的经验发现，此类肿瘤在病理学，治疗以及预后方面与一般的非小细胞肺癌是有一定区别的，病人60~80%为不吸烟患者，免疫组化方面与p63、CK56有很强的相关性，东方病人的EB病毒阳性较多，西方散发报道中则均为阴性。有文献中记载EBV-DNA的浓度与疗效密切相关，较高的预后差，且化疗有效后明显下降，如再次复发则又有所上升，可以作为评估此类肿瘤发生发展情况的一个较好指标。淋巴上皮瘤样癌临床特征与传统的肺癌相似，而影像学上整体肿瘤偏大，多为中央型，分界清晰，常包绕血管（40%+），多呈均质强化，肺门淋巴结侵犯较多。其诊断过程与常规肺癌相同，但是在诊断原发淋巴上皮瘤样癌时必须先排除既往鼻咽癌病史，即使发病间隔时间大于5+年，也不能诊断为原发。目前TNM分期与传统NSCLC相同。就治疗来说，国际上并无共识，由于病例较少，治疗上主要参考NSCLC以及鼻咽癌的治疗模式为主，对放化疗有较强敏感性。能完全手术切除的病人预后最佳。在我们中心，如出现如病例中所提到局部晚期淋巴上皮瘤样癌，则以多学科治疗为主。通常在化疗降期后，进行完整的病灶切除术。虽然目前辅助放化疗地位不详，但是既往的研究曾对多种化疗方案进行过尝试，发现效果均好于传统的NSCLC，患者OS较长，预后相对较好，而以培美曲塞为主的化疗效果较为肯定。就预后方面，发现年龄、吸烟、性别多无明显相关性。是否完整切除，有无淋巴结转移，对预后影响最大。且就算无法完整切除，进行拯救性放化疗也能使病人获益非常大。由于淋巴上皮瘤样癌形态学上类似鼻咽癌，而免疫组化倾向于鳞癌，关于这类肿瘤的基因情况我们也曾经做过探索，且也对靶向药物有所尝试，但效果不明显。在免疫治疗方面我们发现此类肿瘤PDL-1 阳性率表达高，但是否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仍然有较大争议。而我们中心的相关临床试验已经做出初步成果，在经过总结后将会在相关国际肿瘤学杂志发表。
 
三、 病例讨论（二） ：
 
　　周文杰（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胸外科）：尽管现在外科相关技术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胸腔镜的出现以及普及，小切口对病人术后恢复的获益，术中麻醉的进步，术后病人管理的进展，新型抗生素的使用）但是肺癌术后ARDS的发生仍然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困扰，且疾病进展迅速，死亡率高，无规范化的治疗方式以及预警标准，因此如何预防ARDS的发生，在它发生后如何进行较好的控制对于临床工作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通过回顾一例69岁且有长期吸烟史，在2015-08-04被诊断为左上肺鳞癌并于2015-08-05行左全肺切除+纵隔淋巴结清扫术+胸膜粘连烙断术+心包开窗术，术后两天呼吸功能进行性衰竭，被诊断为ARDS。病人病情危重，在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紧急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后，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基本的呼吸功能，之后数日经过纤支镜吸痰，强力抗生素的联合应用等处理，到最后疾病迅速转归，炎症反应消失，肺部基本没有残留病灶这样一个病人，来探讨关于ARDS围术期管理的相关问题，如：1.如何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2.是否应该及早进入ICU？提早上机？ 3.限制肺癌手术患者术中术后补液，减轻肺水肿，减少肺部血管床压力，降低炎症反应4.是否应该使用糖皮质激素（ARDS为一种应激性的炎症反应）5.围手术期对于高危病人，是否能够预警，是否还有手段来降低病人相关风险。

　　郑列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影像科教授）：对于ARDS来说在手术后12小时内，肺部影像学往往无明显的阳性表现，12-24小时逐渐开始出现一些小的斑片影，2-3天最明显之后迅速进展为肺部实变。早期的斑片影往往呈不对称分布，有游走性，与肺泡肺间质水肿有关，此时我们在CT上可见支气管气象，而支气管并未堵塞。晚期通常表现为，两肺野变白，密度与心影子相同。在之后的恢复期，肺部实变消退，呈网格状，往往残留有部分纤维影。如果术后转归不好，往往形成蜂窝肺，会有残留感染，形成空洞。

　　王旭东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麻醉科教授）：对于麻醉来说，预防ARDS等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合适的器官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手术中使用合适的麻醉药物，尽量维持术中心率和血压的平稳，在开胸手术中为了预防急性肺损伤的发生，我们往往要控制氧浓度，调整呼吸参数、呼吸模式，在单肺通气过程中尽量不用100%的氧气，维持一个较为合适的氧分压。在呼吸模式方面，我们避免呼吸机压力过高，进行保护性肺通气，如果压力通气较多，我们要尽量降低压力，最好不要高过30，同时调节呼吸参数，使通气量达到正常，而在液体的处理方面，尽量减少胶体摄入，以晶体为主，能够较好的预防肺水肿的发生。术后使用一些辅助药物如乌斯他汀等可以减缓病人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如果有必要糖皮质激素是可以考虑的。对于此类病人一个良好的术后镇痛能够辅助病人排痰，降低肺部炎症风险。

　　周燕斌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我们可以看到，此患者在应用相关治疗手段以后肺部炎症渗出病变消退明显，是治疗较为成功的病例，对于肺癌术后出现的此类急性呼吸系统衰竭改变，以明显的低氧血症，氧合极具的改变为主要表现，肺部病变以渗出为主，但是吸收时间较快，是符合ARDS的诊断标准的。根据患者白细胞的情况，感染仍然是可能的，此类病人严格的控制术中术后的补液是尤其重要的。对于ARDS来说有一条排除标准就是肺动脉CEA小于18以排除心衰的可能性，此病人术后BNP指数一度达到4000-5000，应该考虑心功能有所受损，且术后补液较快，纤支镜中见粉红色痰液，所以不能排除左心衰可能，由于肺部影像学变化迅速，可能与心衰至肺水肿后渗出改变有关，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排除急性左心衰的情况。 就ARDS发生后激素的使用存在较大争议，如果病人同时合并有感染，有可能会对免疫系统造成影响而产生不良效应，早期大剂量激素并不被提倡，然后在病变发展中后期，大概14天后，输入少量激素后可减少纤维化。而对于这类有高危因素的手术病人，充分地评估围手术期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潜在心功能的改变。
龙浩教授：这个病人的发病过程中，我们曾与ICU的医生有过沟通，在评估了目前的检查结果和当时病人的情况后，我们认为感染并不是主要因素，也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病人有心衰的表现，所以这个病人我们更多的考虑就还是与肺部应激性的炎症渗出有关。

　　李强教授（四川省肿瘤医院胸科教授）：在双腔插管普及之前，曾经有麻醉科医生提出过单肺通气是会影响术后肺部恢复的，单肺通气时，肺部塌陷，造成肺动静脉短路，之后肺膨胀的过程中也会对肺泡产生损伤，因此一个合适的术中呼吸管理是相当重要的。就术后病人的管理来说，我们团队术后体液量控制较为严格的，术后的第一天补液量我们尽量控制在800-900ml，同时我们会更加积极地使用抗生素，大部分的高危病人，我们更倾向于早期使用美罗培南等较为强力的抗生素，且每日均会复查胸片以残肺情况，如皮氧不稳定，手术病人通常常规转入ICU，一旦出现呼吸窘迫的情况，及早插管是有必要的。

　　何明教授（河北省肿瘤医院胸心外科教授）：对于手术创伤大，老年高龄的病人，我们建议在ICU的时间尽量延长，如果出现相关并发症，提早上呼吸机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ARDS来说机械通气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支持与治疗模式。围手术期评估病人的危险因素是相当重要的。术后的病人由于个体差异 ，如果出现不愿意咳嗽，术前合并高危因素，产生误吸等情况时，应该及时进行血气分析检查，对于ARDS的病人，尽管进行高浓度导管吸氧，但是在肺中实际氧量有限，特别是在炎症应激期，因此合理地控制氧流速，避免气道压力过高是有必要的。对于激素的使用问题，ARDS不建议较为宽松的使用激素，可能会引起免疫功能相关的问题。

　　何新荣（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ICU）：在胸外科中，肺癌手术本身就是一种对肺部的创伤，特别是术前合并有放疗或者化疗等对肺部以及全身的免疫系统有损伤的病人，同时肿瘤本身就身体的免疫系统在影响，因此更应该警惕ARDS的发生。对于已经发生ARDS的病人，高流量吸氧并不完全能解决问题，因为此类病人的肺泡是塌陷的，如果不配合呼吸机膨胀肺泡，那么吸入肺部的氧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氧流量很高，但是实际意义有限。有时严重的肺部感染非常难以与ARDS相鉴别，且ARDS有时也合并有一定感染的情况。但是上机后，感染的病人通常不需要很高的通气模式就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呼吸状态，因为感染本身并不会使肺泡完全闭锁。而ARDS则完全不同，病人的肺泡闭锁往往比较严重，一般呼吸机要设定一定程度的PEEP和氧分压才能维持患者的呼吸功能，但是无论是以上何种情况，早期上机对病人的获益都是毋庸置疑的。而是否使用糖皮质激素，我们是非常不推荐的，肿瘤病人本身免疫系统就不稳定，曾经有教授做过相关实验，发现对肿瘤术后的病人使用胸腺肽，加强病人的免疫功能，可以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加快病人恢复。

　　陈娟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ICU教授）：ARDS的发生的时间窗多为术后3-7天，特别是前3天最高危。因此我们在这段时间内应当提高警惕性，一旦患者决定手术，且患者的一般情况较差如合并有肥胖、长期吸烟史、COPD病史等情况，围术期进行一些预防治疗是有必要的：1、使用一定量的表面激素和支气管扩张剂 2、可以使用抗氧化剂，术前和术后氨溴索大剂量使用能减缓病人的呼吸道炎症情况，但是不会引起明显的并发症，通常我们可以使用到90mg BID/TID，能预防术后肺不张的发生，有的病人我们每天使用的剂量曾达到15-20/KG/MG。术后在一定程度上延长吸氧时间，同时对病人的出入量进行评估是极其有必要的，由于术后我们很难控制一些液体及药物的补充，此时加大病人的出量极其重要，若可能严格控制入量，则一定要想办法增加出量达到出入平衡。如果病人情况允许，利尿剂的使用是可以考虑的。由于心肺功能通常是一体的，最近有相关研究指出PRO BNP不但能作为心脏功能的指标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呼吸评估相关。而就术后病人是否存在感染或者是炎症应激反应，降钙素原合并CRP及白细胞指数综合考虑是判断感染与否较好的指标。对于有高危因素且术后情况较差的病人早期充分供氧，进行高流量吸氧，及早进入ICU上机是有必要的。
 
　　司徒冬荣（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胸外科）：通过回顾ARDS的定义与诊断的发展历史和进展，以及ARDS病理生理机制提出了ARDS是一种在严重感染、休克、创伤及烧伤等非心源性疾病过程中，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和肺泡上皮细胞损伤造成弥漫性肺间质及肺泡水肿，导致的急性、进行性低氧性呼吸功能不全或衰竭。而肺脏是全身炎症反应连续病理过程中最易受损的首位靶器官（受损时间最早、程度重、发生快），而对于ARDS的治疗来说目前除了呼吸机的支持以外没有特异性的治疗方法，积极控制原发病是遏制ARDS发展的必要措施。在最新的关于ARDS的国际指南中指出ARDS患者应更加积极进行机械通气治疗，因此早期上机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对于上机模式也特别强调到对ARDS患者实施机械通气时应采用肺保护性通气策略，气道平台压不应超过30～35cmH2O，以免加重肺及肺外器官的损伤，且应使用能防止肺泡塌陷的最低PEEP,应根据静态P-V曲线低位转折点压力+2cmH2O来确定PEEP。而且在ARDS的支持治疗方面也明确提到在保证组织器官灌注前提下，应实施限制性的液体管理，有助于改善ARDS患者的氧合和肺损伤。ARDS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应激性病理生理反应，是否该使用糖皮质激素，如何使用，剂量如何选择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在最新的相关研究中也指出不推荐常规应用糖皮质激素预防和治疗ARDS，但是感染性休克并发ARDS的患者，如合并有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可考虑应用替代剂量的糖皮质激素，而且ARDS发病>14d应用糖皮质激素会明显增加病死率。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如肺泡表面活性物质，体外膜氧合技术(ECMO)具体如何应用于ARDS的病人并没有一个统一且明确的标准。在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参考最新的相关指南后我们认为：1、ARDS诊断需要不断完善2、预防ARDS发生及原发病治疗非常重要3、机械通气仍是主要措施4、目前没有一种可以依赖的特效药物5、指南指明方向，应注重个体化治疗。

　　总结与讨论（全体）:最后，龙浩教授对本次会议做了精彩的总结，他指出本次讨论会议给各个省分，各个学科的专家提供了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对于学科之间的相互促进以及学习有很大的帮助。期待以后各省市主持的会议能一次比一次精彩，内容也更加丰富和充实。